程中柳
一九八?年，我在上海電影制片廠文學部修改電影劇本。一天中午，和江蘇省話劇團編劇王立信在文學部餐廳用餐時，走來一位一米八左右膚色黝黑頭發凌亂的男子，站在餐桌旁和王立信輕聲交談。后來，王立信看看我，又看看那男子，問道：你倆不認識？于是，在王立信的介紹下，我認識了張弦。
那時候，張弦的戶口和工作都還在安徽的馬鞍山。他們一家所居住的那個小屋，坐落在南京上海路上一條冷冷清清的小巷深處。這條小巷以及小巷深處那間小屋，曾經出現在張弦的電影《秋天里的春天》里。
那是一條普普通通的小巷，小巷兩邊都是普普通通的房屋，這些普普通通的房屋居住著生活著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。
張弦和張玲的家，上海路50號，只有六個平方米。
張弦和張玲的哥哥是同學，所以張玲很早就認識了張弦。認識張弦以后，張玲就開始追求張弦，而張弦把張玲當作小女孩看，沒把張玲的追求當回事。文革開始，張弦遭殃，屢遭批斗。一天晚上，張弦突然出現在張玲面前。那天的張弦狼狽不堪：穿件破棉襖，扣子掉了一半，腰里因此系了根帶子。
見面以后，兩個人去了玄武湖。
在玄武湖公園里，張弦問張玲：你真愿意永遠跟我在一起？張玲說：當然真的！張弦說：好，我們永遠在一起！張玲說：我們明天就結婚吧！
然后，張玲用自己微薄的積蓄，買了被褥枕頭，背著父母偷偷和張弦去辦了結婚證。“婚禮”那天，張玲父母堅決不去，張弦喊了一輛三輪車，來到張玲哥哥家門前，請他去參加妹妹的婚禮，被嚴詞拒絕。張弦聽而不聞，在張玲哥哥面前彎腰九十度，就這樣過了三分鐘，張玲的哥哥被張弦的真誠打動，和張弦一道上了三輪車。婚禮就在家里舉辦，四張方凳拼成了餐桌，擺起了“宴席”。
一九八一年前后，每當江蘇電影家協會組織觀摩內參電影，我就會多要兩張票送給張弦和張玲。夫妻二人總是一道去看電影——張弦騎著一輛小輪子的自行車，后面的書包架上坐著瘦弱的張玲。騎車的很辛苦，坐車的也不會舒服。然而，兩個人的情緒卻十分高昂。
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，張弦蒙受冤屈而成了不幸的罪人。就是在那樣險惡的情境下，張玲給了張弦一個清貧卻很溫暖的家。
張玲的身體很瘦弱，但她的意志卻無比堅強。電影《苦難的心》，尤其是電影《被愛情遺忘的角落》火了以后，作為編劇的張弦因為忙碌而難以顧及家庭。于是，支撐著這個清貧之家的張玲就更加辛苦了。
后來，張弦的戶口和工作都到了南京，他們一家終于在南京鎖金村擁有了一套嶄新的住房。我第一次去他們那新家時，他們的房間還沒有收拾好，書堆在客廳的地上，東西顯得十分零亂。但是，與上海路那間普普通通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相比，這里儼然就成了一座富麗堂皇的殿堂。
我怎么也沒想到，那座新居竟然成了他們夫婦關系終結的地方。
再后來，也不記得過了多長時間，有一天在新街口遇到了張玲。她居然問我：
“你最近到張弦那里去了嗎？”
這樣的問話讓我感到有點滑稽，于是我愣了許久。
“我要去你家你還能不知道嗎？”我作了這樣的回答。
張玲淡淡地笑著告訴我，她和張弦分手了，自己又搬回了上海路那間小屋。
我不禁感到驚詫，也不免為之惋惜。
在上海路小巷深處的那間小屋里，張玲用自己的善良與賢惠撫慰了傷痕累累的張弦，頂著凄風苦雨陪伴著他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為艱難困苦的歲月。
正是在上海路的那間小屋里，張弦寫出了《苦難的心》《未亡人》《被愛情遺忘的角落》《掙不斷的紅絲線》。
在那間小屋里，張玲也開始了自己的中篇小說《保姆》的構思。
我怎么也沒有想到，頂著凄風苦雨走到一起的張弦和張玲，居然會在陽光明媚的春天分了手。
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，張玲竟又獨自回到了上海路那條小巷深處那間普普通通的小屋。
乍暖還寒時分，最難將息。
多少年以后，閱讀南京的《周末》報，我才知道在張弦最后的一段人生旅途上，在病床前陪伴著他，并送他遠去的，竟還是那個瘦弱、堅強而又寬厚的張玲。
我還知道了，一年多以后，張玲竟也追隨著張弦的背影，永遠地離開了上海路，永遠離開了小巷深處那間普普通通的小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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